沒有季節的小墟

以下募款信由亚洲周刊记者张洁平童鞋发出——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512一周年时，我们（亚洲週刊）曾写过的那个故事：

17岁的男孩姜栋怀，永远没有走出他的北川中学，高一一班。

爸爸妈妈在千里之外的宁波打工，一路哭喊回来，只在废墟里，一点点刨出儿子的尸体。

孩子竟然留下了遗书，是老师在废墟里发现交给爸爸的：

一张没有字迹的白纸，面向阳光，指甲或是小棒的划痕清晰呈现：“爸爸妈妈对不起，愿你们一定走好。姜栋怀，高中一年级一班。”

爸爸姜勇一直随身带着这张纸，天天去北川中学的废墟和儿子喝酒，“儿子一瓶，我一瓶”。

经过了一年，纸上的划痕竟然还模糊可辨。

爸爸一直在为儿子上访，因为在工地上看到的那些细弱的钢筋，和碎成粉末的楼房。

县政府、市政府、省政府，甚至北京。当然。没有任何结果。

他们又怀了一个孩子。但大肚子的妈妈天天夜里哭醒，爸爸喝着闷酒，无计可施。

他们的预产期是七月，希望母子平安。

这是今年五月，我们写的故事。

7月12日，姜勇的宝宝出生了。男孩，取名姜栋凡。

4900元的生产手术费，政府并没有按照“丧子家长免费生育第二胎”的承诺负担。

7月16日，小宝宝查出严重的先天心脏病。

医生说，保胎不好，宝宝一至两个月大时必须开刀，否则有生命危险。

费用，又要至少三万元。

姜勇是个老实人，他问我们北川中学上访，为栋怀讨回公道的事有没有希望。不肯为自己的窘境吭声。

可我去过他在擂鼓镇的板房，我知道去年地震后，姜勇夫妇打工的宁波工厂也倒闭，夫妇俩已经没有经济收入来源。

这是我第一次写募款信，有心的朋友们，希望和我一起帮帮姜勇。

有两个办法：

1、直接汇款给姜勇

姓名：姜勇

身份证号：510726196905220251

银行账号：中国邮政储蓄卡 6221 8865 9001 2073 974 （北川县擂鼓镇）

2、如果香港汇款不方便，如果您信任我，也可以把钱交给我，我收集后一起汇过去。

张洁平，恒生银行，360 232565 668

不管通过哪种方式，如果您愿意帮忙，不论多少都是一份心意；如果决定捐款，请一定回复邮件给我，以便我统计总数。

谢谢大家！

洁平

电影节的票总是卖出的多，放映时的空座也很多。去年电影节，我仔细挑选出近十部觊觎已久的电影，还在日历上用马克笔画上片名，时间和地址，可最终我走进电影院看了的，不到五部。埋怨自己对不起买不到票的观众，只是我一次加班，一次采访，一次睡过头，一次被朋友忽悠放弃，再一次记错时间。当然票浪费了可不好，我把票送给有时间的朋友，并在他们看完之后好奇地询问影片的质素如何。选择影片工程浩大，我会先把资料发给小悦小姐，她熟识我也熟识大多数影片，让她的专业帮我筛选，另外我只能选择导演，去年安东尼奥尼和伯格曼的专场，我因迟到而错过《野草莓》。

吸取教训，今年只订了两张票，发誓一张都不要浪费，巧合仍是安东尼奥尼和伯格曼。昨晚赴约安氏1972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只是，又迟到，下午的雨跟打风那么大，我被堵在香港仔的隧道近半个小时，湾仔下了车，匆匆跑去艺术馆，到时影院已经熄了灯，引导员给了我一个被挑剩夹在中间的位置，伞还在滴水，迟到理亏又怕影响周围人只能把伞放在腿上，害得我难受了整240分钟。

片长240分钟，拍摄于1972年，镜头里的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中国政府邀请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拍摄一部正面反映人民幸福生活的纪录片，我想那时的中国似乎比现在的朝鲜还稍微好点，至少没有要求过境必须交出一切通讯设备，不过安氏是受周恩来的邀，另当别论。镜头对准北京，河南林县，苏州，上海，拍摄学校，棉纺厂，各个城市的街道，菜市场，医院，杂技，只是聚焦的，都是一个一个的人。安氏在动身前往中国前对这个古老的国度有孩子气的幻想，他说在他的想象中，黄河，有很多盐，家和路都是用盐做成，一片雪白的蓝色沙漠，还有其他沙漠，动物形状的山峰，穿着童话般服装的农民。只是大师是被邀，加之当时的政治环境，他的行动路线被安排妥当，因此镜头里总是出现在当时穿着算很好的学生，应该都是根正苗红的主，幼儿园小朋友欢快的歌舞表演，在街上步伐整齐的工农兵，甚至允许进入产房，比BBC还完整地记录妇女剖腹产的全过程。当下看得我直想哭，咱娘亲就是如此把我这祸害带来世间，身边的影友不停暗自拍手，嘴里发出啧啧的惊叹，敢情他妈咪也是这样历尽千辛万苦把他生下来的吧。。。

大师的路线被设定好，我们必须要靠自己的分辨力不停去判断哪些是摆拍，哪些是大师扑捉到的信息——但是即便是被呈现的，难道不真实么？集体生活、政治话语、表演、开会、学习、赞美、繁荣……。人总是会不自觉去寻找自己印象中对某一事物主观的影子，只是安氏的镜头告诉我，铺展在他眼前的，是一个与他想象相异，从来闻所未闻的中国，这里的人们在热火朝天地奔革命建设，人们没有童话般的服装只有粗蓝布衣裤，虽然物质匮乏，但却幸福满足。我想周遭的一切对大师有着无穷的吸引力，只是他行动不自由罢了。影片虽然叫中国，但这确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的电影，安氏用最大限度的关注，真诚地记录了1972年间，中国人的生活、行动和情绪。

在影院里，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和大多数香港群众分享这些信息，其实即便我自己，对那个年代的记忆也是为零，只是也许比他们更熟悉影片里出现的最多的音乐《我爱北京天安门》，小学时期的穿梭接力赛，女孩头发被梳成的两条大辫子，民众对外国人的好奇和对摄影机的躲避。这是一部全无敌意的纪录片。

安东尼奥尼说最能反应一个社会的现状和成长状态的事物，只有人。我想对中国，他也没有奢望要靠短短的五周时间了解它，就像影片最后他说，关于一个人，你能了解他的外貌，却永远读不懂他的内心。他要做的，只是竭力去克制热情，努力和客观，去记录从我们眼皮底下溜走的东西。影片关注的主要是人，而不是当时中国的建设和风景。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是种也许不可模仿的模式，有待我们进行更认真的研究，但人民是最打动人的。

1974年，《中国》被四人帮集中批判，在安氏拍摄的偏远农村，荒凉的沙漠，孩子的初生，所有在他眼里温馨感人的场景，在中国极左思想的眼中，是不够尊重和革命的。安氏在意大利也受到围剿，观影人说他背叛了中国。我不知道现在意大利影人是否还会这样想，在中国，时隔32年，影片在北京上映，不过也只有一小撮人观看。这应该是一部带给安东尼奥尼痛苦的影片。

现在看来，这些大批判时期留下来的评论未免太过滑稽和偏执，影片交付给我们太多太多的细节，这些都是从小习惯提炼中心思想的我们所缺乏的敏感用心。细节图就像历史本身，呼啸着冲向我们，穿过我们的身体，然后再不回头。安东尼奥尼看到了一个人民、一个国家，它鲜明地带着已发生的革命所留下的印痕。在寻找这个新社会的形象时，他追随他的本性，注重个人和展示新人，而不只是中国革命所创造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于导演，于个人修为，这都是安氏最值得我们尊重的地方。